凉山新闻联播 | 我州开展2023年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演练

[5]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 》( 法释［1999］19 号) 第9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一) 》( 法释［2010］9 号) 第1 条。

在排华系列案中，最高法院将国会排华的权力与主权事项、政治问题紧紧勾连在一起。﹝19﹞1888年以后，面对接踵而至的排华案件，最高法院不得不在两个群体的诉求间作出抉择：一边是对排华立法表示拥护和默许的多数美国公民，一边是对其表示反对的华工及其他华人。

1882年，当国会两院就《排华法》的通过分别进行表决时，议员们的投票呈现出明显的党派差异和地域差异：民主党议员较之于共和党议员、西部议员较之于东部议员更加主张排华。全国性政府可以全面管理涉及外国的所有事项，可以说，它有权在我们的国界上构建长城，绝对禁止外国人进入。1888年的《斯科特法》（Scott Act）对华工的权利进行了变本加厉的限制。﹝106﹞然而，这一见解并非总是能够支配最高法院的司法哲学。（1）优待理论 为证成国会遣返合法华工的全权，优待理论在排华系列案中应运而生。

See David S. Tanenhaus ed. in chief, Encyclopedia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ume 3), Farmington Hills, MI: Gale, 2008, p. 429. ﹝111﹞这两个概念由劳伦斯?却伯（Laurence H. Tribe）教授所提出，意指最高法院判决中那些影响深远、难以变更的先例。如果后来的法律可以将先前的条约随意变更，就很难解释宪法为何要为条约的生效设定如此之高的门槛了。[4]顾敦鍒：《中国议会史》（影印本），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版，第413-415页。

如果皇帝不顾舆论，一意孤行，适足以将其暴虐形象公诸天下、质诸鬼神、传诸后世。皇帝尽可通过召集大儒会议、颁行权威教本和官方解释，对经书之阐释施加影响，但始终无法完成对经典解释的垄断，盖因经书内容具有较大客观性。[2] 有杰出民选议员的主导，一些钦选议员也加入到批评阵营中来。[24]本表格的制定，第二届国会议员的统计数据直接参考了张朋园先生的研究。

根据儒家经义，任何人，包括皇帝在内，都需要不断的修身才有可能接近圣贤。大致而言，资政院议员主保守的成分多一些，民初议员则更显激进。

众大哗、拍手拍手这种情绪性的、肢体语言的符号记录，结合当时的情境，大约很能反映他们内心之可否判断和情感。即便在国民大会召集之日，国民党仍起着主导作用。如传统社会的读书人，自小受儒家经典熏陶，成长之后还有一套传统信仰和道德规范，读孔孟，讲忠孝，信食君之禄，忠君之事，还有一定的王法观念。如此即很可能会置皇帝于尴尬境地，尽管他可以动用手中权力来打压那些不识时务的进谏者，甚至消灭其肉体，但却不能毁灭进谏者在精神上的自信。

我们何必以谄谀之词上陈？若说皇上的话没有不是，这不是资政院议员应当说的，比不得作诗作赋，当用颂扬的话头。[1]这是梁启超以及五四一干先驱要倡导新民、力主启蒙的主要依据。[21]论今日新党之利用新名词，载《东方杂志》第一卷第十一号，1904年12月31日出版。注释: [1]《孟子·离娄上》。

那些投入教育和实业领域的士大夫，有的是不得已，有的是以退为进，有的是将之当做安身立命之事业。这是议员们在整个近代所走过的风雨历程之概述，当然真实历史画卷远比这丰满复杂得多。

[15] 在这批以觉民行道为己任的儒家士大夫共同努力下，以宗族、乡党等社会关系为基础，以族田、义田等为物质载体，通过民间宗教崇拜、撰修族谱、制定家法族规、乡规民约等手段，他们为大多数黎民百姓创造了一个相对自治的生存空间。正因议员们信念不坚，才有前述在压力逼迫下议员们的集体腐化而导致舆论对代议文明的失望。

贿选闹剧因而发生，据载： （直系政客在强力驱逐总统黎元洪后）曹派因为议员走了一部分，恐怕选举总统得不到法定人数。[7]在资政院98名民选议员中，据笔者统计，从事过新式教育工作的44名，占总数的44.9％。[12] 尽管道对君主独治有不便，但历代君主都没敢公然否定它。孔、孟已逝，言行事迹虽不可复见，但却在经书中有所记载，对经书的解释成为判断是非的最重要标准。而下级社会，则又有风俗之习惯，鬼神之迷信，以约束而均同之。既有新学，并此几微之旧而荡亡之矣。

尽管此种尧舜之言、桀纣之行有其巨大危害，对士大夫的人格操守更是一种践踏，但亦能从反面说明儒家思想乃一种为人所广泛认可的意识系统。反思此段历史，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也许它们对于提高民意代表之资质会有所帮助，而这种资质的提高对当下更具借鉴意义，那就是：儒家以天下苍生为念，主张在权势之上、权势之外自有独立的是非，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最基本社会共识，到今天这个道术已为天下裂的多元化时代，是否仍有存在的价值，或在何种意义和程度上有其价值？法政新知取代传统儒学乃势所必至，如何使研习者在获得法政新知之际培育独立的而非为权势所决定的是非观，并以这种内在的是非观作为真正指引自己外在言行之最终依据，而不是被一己之外在功利所裹挟而罔顾自己所判断的是非？欲认真思考这两个问题，资政院议员以法政新知结合儒学信仰为主要内容的精彩排练及对此相对民初议员的沦落，值得重新回顾和审视。

这是资政院议员发议质量较高的主要原因。那些处在新旧学制交替之际的学人，自小接触举业，多有功名在身，后又接受新式学堂教育，因官员职缺没有随之大幅度增加，官场之路被切断，遂不得不进入新的地方自治领域，在乡梓投身于教育和实业。

那些假装的硬汉，由天津跑到上海，再由上海跑到天津，再由天津跑回北京。这种现实，导致时人很容易产生西法、西政也只不过如此的心理，尊崇、信仰之念日趋淡漠。

从事过实业的18名，占总数的18.4％。海瑞在论治安疏中说得特别明白： 君者，天下臣民万物之主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其原因主要在于：新一代议员正值成长之际，科举已被废除，儒学，尤其是圣经贤传，不再是他们自小浸淫并进而内心服膺的载体。经移植而来的法政之学对议员们来说仅仅是新知，而不能提供新信仰。

其辨别邪正，对待事情，咸本其夙昔所储之知识，平日固有之良心，以为应付。这种变化，时任《东方杂志》主编的杜亚泉即深有感触，于1915年11月指出： 返观吾国，则人心庞杂而无折衷之公理也，众志分歧而无共循之涂辙也。

（罗久蓉：救亡阴影下的国家认同与种族认同—以晚清革命与立宪派论争为例，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认同与国家：近代中西历史的比较》,1994年版，第71页。对儒者而言，志于道是其基本道德义务。

[22]提倡新科学、新教育的胡适先生于东南大学的演讲中即很沉痛指出：惜乎光绪变政，将一千年来的书院制度，完全推翻，而以在德国已行一百余年之学校代替此制，诩为自新。西方学生之言开国会者，期以二十年。

对儒生们来说，最高理想就是以大儒身份成为帝师，引导皇帝领会儒家经义，实现其平治天下的梦想。私室所主持，质之大廷而相距不远。此乃先生针对明末乱局而发，意在通过改革将是非决定权移到学校，由庙堂转向民间，达到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9]在权势之上、权势之外，是非具有相对独立性。

书院并不只是单纯的儒学知识传播教育机构，更是以师弟传承为中心的儒者熏陶场所。大儒们在学府、书院中的讲学，非常有助于儒生们达成对儒家经义的某些共识。

出处:比较法研究 2013年第1期 进入专题： 儒学信仰 法政新知 议员风骨 。一、资政院议员风骨之概述 作为预备国会，朝廷对资政院有较大期待。

早在晚清，近代中国开始大规模输入法政学问，即弥漫着最新即最精的氛围，在立法上表现为追求最新立法例。新式学堂分科中的法政学即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科举，成为新的人仕之路。